2024年12月15日，钱学森“四大弟子”之一、88岁的褚桂柏院士在北京逝世。伴随中国航天事业的蒸蒸日上，这位中国航天科技界的重要人物，见证了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变强的发展历程。他的研究方向包括卫星科技、发射技术和空间探测，其中对早期卫星发射系统的贡献尤为突出。他一生致力于航天事业，将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我国的航天事业的发展，为推动我国早期卫星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少年立志科技强国

褚桂柏1936年出生于安徽。出生在旧中国的他，经历了战乱年代，了解那个年代旧中国的贫弱，深知科技强国的重要性，他少年时期就展现出卓越的科学才华。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能学好知识报效国家，他刻苦努力勤学不辍，潜心用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相较于同龄人，心怀科技报国之心的他更为勤勉，更为优秀。

刻苦的努力终于结出了理想的硕果，1956年，褚桂柏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机车班。1958年，褚桂柏积极响应“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立志加入航天队伍科技报国。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申请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深造，并成为钱学森先生的得意门生。

1960年，褚桂柏大学毕业后，又到上海力学班进修，后进入上海机电设计院工作。1962年，我国研制并成功发射了中近程火箭。运载火箭是发展人造卫星的基础，为强大我国的国防力量，让属于中国的人造卫星早日上天，钱学森提议未雨绸缪培养一些航天领域的科技带头人，为未来研制人造卫星做一些人才储备。

1963年1月，经国务院研究决定，为加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科研力量，将上海机电设计院划归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建制。之后，钱学森向上级领导提议，从上海机电设计院选派4名年轻技术人员到国防部五院，由他亲自指导培养，为开展人造卫星研究设计的先期准备工作做一些铺垫。提议得到上级领导批复后，上海机电设计院选派褚桂柏、孔祥言、朱毅麟、李颐黎4位年轻人，组成研究小组赴京。从此，年轻的褚桂柏正式进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五研究院，与祖国的航天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接到调令后，1963年春节过后，褚桂柏和其他三名小组成员怀着激动的心情，冒着春寒来到北京。钱学森一一看了四个年轻人的档案，然后亲切地跟褚桂柏说：“我和你是同行。因为我也是交大机车班的。”这番话，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看到这位科技界的泰斗说话这么亲切，有些紧张的褚桂柏的心情渐渐地平复了。同时，他在心里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在五院好好工作，跟着钱老潜心学习，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这样才能不辜负组织和钱老的厚望。

寒暄过后，钱学森亲切地告诉他们，他会对他们四人小组进行专业上的指导和培养。而四人小组现阶段的工作重心是先收集一些国外人造卫星和其他航天器的技术资料，跟踪国外宇航技术的发展动向，学习国外先进的航天技术，并在此基础上，编制出未来我国卫星和空间技术领域的发展规划。

潜心航天科研将中国卫星送上天

领到任务后，褚桂柏和其他小组成员便投入工作和学习中。在钱学森的安排下，他们每周抽出一半时间到国防部五院上班。为了让他们安心工作和学习，五院为他们提供了专用办公室，从所里抽调了几名研究人员协助他们查找和借阅资料。

而作为他们科研的引路人，钱学森也会在百忙之中，每星期抽出时间来指导“四人小组”，风雨无阻。通过小组长孙祥言的汇报，钱老了解了四人小组一周来工作的情况，收集资料的情况及内容，并就他们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进行解答，指导他们制订下一步的工作和学习计划；鼓励他们遇到问题独立思考，着力培养他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褚桂柏及小组成员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钱学森还让他们参与讲授他为中国科技大学学生开设的《星际航行概论》课程。为了使他们把课讲好，钱学森和他们一章一章地讨论。在讲课的半年左右时间里，钱学森在每星期都要听他们汇报讲课的情况，对疑难问题都认真地予以解答。

谈及往事，褚桂柏曾经回忆道：“如果说，收集和学习参考资料使我们开阔眼界，广泛了解国外卫星和空间技术的发展动态，那么讲授《星际航行概论》课，使我们大大加深了对有关星际航行和航天器技术知识的理解。”

钱学森作为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对科学研究的深邃见解，让诸桂柏十分仰慕。作为一个初次踏入航天门槛的新兵，在1963年至1964年间，勤奋好学的他就一些学习中遇到的问题，经常向钱学森请教，成为钱老心目中值得信任的学生之一。

在钱学森的悉心教导和栽培下，诸桂柏在专业上进步很快，进所不长的时间，便初步掌握了星际航行和卫星设计的基本知识， 并能在科研中独当一面。在钱学森的指导下，1963年至1964年间，褚桂柏与孔祥言、朱毅麟、李颐黎等小组成员，完成了我国航天发展史上最早的空间技术发展规划草案《中国1964—1973年空间技术发展规划（草案）》。这一成果，在中国航天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般的意义，它不仅为其后的卫星研发提供了科学定位，也为中国航天后来的发展直至一飞冲天奠定了基础。

1964年褚桂柏参与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设计与实施。在钱学森的推动下，同年5月，上海机电设计院以褚桂柏所在的“四人小组”为技术骨干，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卫星总体研究设计室——第七研究室（卫星和飞船研究室）。研究室成立后，作为小组的技术领头人，褚桂柏和科研室的成员们，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关，终于在1965年5月完成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设想》。这一过程为开展卫星研制工作培养了骨干队伍，积累了经验，展示了中国科研团队的创造力与执行力，为后来我国一系列的航天器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而以第七研究室为主的这支卫星研究设计队伍，成为我国后来研制各种应用卫星的主力军。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航天技术不断进步，航天人的艰辛付出渐渐得到了国际的认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在这种形势下，我国终于开启了研制人造卫星的新纪元。1965年8月，中央专委（领导中国尖端武器研制的部门）第13次会议原则批准了中国科学院负责研制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这是对航天科研工作者们在航天领域的长期努力的肯定，也让褚桂柏及其同仁们十分激动，这意味着他们心里埋藏很久的要让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愿望在不久的将来会变成现实。

作为推动这一进程主力军，第七研究室的褚桂柏和其他科室成员，在钱学森的指导下，先是完成了卫星运载火箭第三级固体火箭的总体方案设计，之后他们用了三年的时间，独立完成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方案设计。此后，经国防科委批准，1969年9月11日，召开了返回式卫星方案论证会，并进行了成功论证。

为中国航天技术进步奉献一生

钱学森在返回式卫星方案论证会开幕式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航天”一词，从此，“航天”一词便逐渐为大家所认同。会后，褚桂柏怀着激动的心情，给钱学森写了一封信，与恩师探讨“航天”的概念。钱学森看了他的信后，很快给他回了信。

钱学森在给褚桂柏的回信中，界定了“航天”的关联概念：“1.（行）星际空间——太阳系内的空间。宇宙空间——太阳系外的空间。行星际航行——太阳系内的飞行；宇宙航行——太阳系外的飞行，总称航天。2.用‘航天技术’，不用‘宇宙空间技术’，不要夸大。”

钱学森的回信在提升褚桂柏学术认知的同时，也激励了他更加坚定了献身航天科学，让我国航天技术领先世界的理想信念。此后，他在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中科院院士的同时，一直致力于卫星科技、发射技术和空间探测的研究，其中，对早期卫星发射系统的贡献尤为突出。在中国航天技术发展历程中，他从事过数个重要项目的开发与设计，逐渐成长为我国航天科学领域杰出的人才。

褚桂柏说，自己的一切成就，离不开恩师钱学森的栽培，在他的心里，始终对恩师怀有感恩之情。2009年11月2日钱学森逝世，在钱老的灵堂上，前来吊唁的褚桂柏及其他三位“四人小组”成员，在其遗像前深深鞠躬，怀着悲痛的心情表达他们的崇高敬意。站在钱老的遗像前回忆往事，满怀伤感的诸桂柏感慨万千。时隔几十年，钱学森对四人小组的栽培和悉心教诲依然历历在目。褚桂柏说，如果说他们四人小组是我国早期研制卫星探索的种子，钱老就是这些种子的培育者、播撒者。

进入新世纪后，作为航天事业中的一员，褚桂柏不仅积极参与卫星及其相关技术的研究，更秉持着严谨敬业的态度，为航天技术的进步奉献了一生。退而不休的他，一直带领着科研团队，坚守在科研一线，勤奋不辍，潜心科研，悉心教导科研新人，为祖国的航天技术进步发光发热。

褚桂柏不仅是卓越的科学家，更是师者与榜样。为了培育航天新人，他出版了国家级重点教材《航天技术概论》，对航天技术进步功不可没；作为航天界的领军人物，他几十年如一日，为我国航天技术发展培养一代又一代的航天人才。如今许多现在活跃在航天行业的工程师与科研工作者，都受益于他的教导。他对年轻科研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令许多人铭记于心。即使在退休后，他也从未停止对航天事业的关注和热爱。他定期接受年轻人的咨询，与他们分享他积累几十年的航天科研宝贵经验，以及对一些航天前沿技术的看法，激励一代代航天人努力探索，追逐梦想，为祖国航天事业贡献力量。

可以说，在为中国航天奋进与拼搏中，褚桂柏见证了中国航天的发展历程。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都浸润着褚桂柏及其同仁们的汗水和心血，在他的影响下，很多年轻人传承了褚桂柏科技报国的精神，立志投入航天事业，积极探索宇宙的奥秘，持续推动航天科技的发展与创新。

2024年12月15日，88岁的褚桂柏院士因病在北京离世，走完了他奉献的一生。褚桂柏院士的离世是中国航天科技界的一大损失，他为中国航天的发展所作的卓越贡献将永远铭记在中国航天史上。他的“以国家为先，脚踏实地”的精神和价值观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航天人发扬创新、合作、探索的特质，开拓奋进，让中国航天事业在未来的星辰大海中创造一个又一个辉煌。